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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花瓷: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见证

时间:2016-07-27 17:54来源:未知 作者:钧瓷吧 点击:
在今日变化快速的世界体系里,更有迹象显示,中国将向西方的经济霸权提出挑战,甚至有可能重登宝座,取回它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的地位。然而东方与西方,不论哪一方胜出,或者哪一方都不会胜出,瓷器却已必然置身在这场新世纪的争霸战之外了。 《青花瓷的故

在今日变化快速的世界体系里,更有迹象显示,中国将向西方的经济霸权提出挑战,甚至有可能重登宝座,取回它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的地位。然而东方与西方,不论哪一方胜出,或者哪一方都不会胜出,瓷器却已必然置身在这场新世纪的争霸战之外了。


《青花瓷的故事:中国瓷的时代》

  作者|RobertFinlay,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学教授

  尽管瓷器具有一种内在魅力价值,吸引了收藏家与鉴赏家对它的无尽喜爱,瓷器本身毕竟不曾在历史行动中扮演过中心要角。诚然,16世纪晚期日本曾对朝鲜发动几次侵略,史上称作“陶匠战争”,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战争是由陶匠开打,或为陶器而战。18世纪时,普鲁士的腓特烈•威廉一世虽确曾统帅过所谓的“瓷器兵团”,且瓷器也极为宝贵,但若说陶瓷在战争舞台上露过任何面,最多也只是附带的劫掠品而已。1500年后西方大量进口中国瓷器,终于使得欧洲在18世纪初也自行产出瓷器。当然,这项突破性的成就不出几个世代必然会出现,中国瓷的大量输入只是促使其更快发生罢了。

  再说,假若瓷器从未在世间现身,历史也不会因此有太大的不同——只除了瓷器可能减少因疾病造成的死亡,从而刺激人口增长。公元7世纪之前,中国没有瓷器也照样度日,欧洲人更是过着无瓷生活直至16世纪。甚至即使到了今天,在许多国家里,普通陶器就足敷大部分的日常需求。瓷,英文通称china,工业社会居民一面倒地选用它为餐具,科学家每年写出堆积如山的高深科技文献探讨它的质性与功能。瓷有许多重要用途,包括导弹、航天飞机、喷气涡轮、内燃机、激光技术、防弹衣、牙科手术和卫浴设备——瓷料也向来是水槽、浴缸、马桶的头号选材,其他材料始终无法取代——不过这些现代发展已超出本书内容的时间范畴。

  此外,虽说从公元7世纪开始,瓷器即已成为国际性的贸易产品,但若论数量或影响力却不是最突出的商品。当时纺织类的交易数量更高,尤其是丝与棉,因此织品才是透过图案、母题和用色,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物质载体。远赴中国传教的伟大耶稣会士先驱利玛窦曾说:“葡萄牙船最喜欢装载的就是中国丝绸,其他任何货物都比不上。丝绸可以卖到日本、印度,那里的市场随时都等着购买。”他指出,菲律宾的西班牙商人也转运大量的中国丝,销往美洲及世界其他地区。

  就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而言,不论任何时期,中国瓷的重要性始终落后于香料,18世纪中国茶的贸易也比瓷器更具分量。然而,在中国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之间,瓷器却扮演了极为独特的交流角色,这是其他任何货物在内涵或本质上都无法达成的任务。比方来自亚洲各地的香辛作料,其天然用途属于立即性的使用与消费——虽说胡椒、肉豆蔻、丁香、肉桂等也具有药理和文化上的含义,但这些外在意涵却是经由消费者后天赋予,而不是它们本身天然即有。

  再论丝料,丝料被视为上流精英不可或缺的服饰材料,同时也是罗马、拜占庭基督教宗教仪式的必备之物。然而不到公元6世纪,其他国家即已取得养蚕技术,中国从此失去对丝的垄断。中国出口丝品也往往不够花俏,而且多以纱线形式外销;即使织有中式图案,传递了关于中国的文化讯息,东南亚和欧洲工匠却常拆解整块料子,以便重新使用这些丝线。更何况丝织品和其他所有纺织品一样,除非密闭在墓葬、神龛或圣骨匣内,不然很快就会朽坏。玻璃器皿的寿命也相对短暂,因为很容易就会打破。加上玻璃系由硅砂制成,可在不必太高的温度下予以熔解,另制成不同形状、颜色的新器。至于银器,但凡可以取得银料之处,都有银匠利用这种白色金属制作器皿,商人也在国际市场上贩卖银器。也正因白银价昂,意味着银器将经常回炉,以熔成现银使用或改制为更时髦的款式。因此,珍贵的银器和玻璃器寿命难以永久,只有瓷器长存,瓷器虽然容易破裂,却很难摧毁。它的颜色、纹饰可以保持不变,甚至沉在海底历经几世纪依然完好。它的形制、纹饰总是传达着文化意涵,虽然常常被国外客户混淆误解,有时还误解得颇具创意。总体而言,瓷器(包括陶器在内)独特的长存特质,促成了一种有趣的状况,也就是今人若要探讨金属制品的历史,只能从比它们相对价廉的陶瓷复制品中重新建构。

  相较于其他商品,直到三百年前瓷器都由中国一地独占。虽说自9世纪与17世纪初起,韩国、日本也开始分别制作瓷器,不过仍是在中国的指导之下进行,完全依赖中国两千多年累积的工艺专知与技术。中国或以中国为瓷业中心独霸的现象,一直到18世纪初期才真正打破:受到中日贸易瓷的刺激,日耳曼麦森城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瓷器,很快就被法兰西的塞弗尔及欧洲其他各地众多陶瓷厂模仿。中国瓷还有一项特征,就是均以成品形式外销,而且不像玻璃可以回收熔块再制——虽然17世纪荷兰人有时会为它们添加装饰。但因为无法回收重做,日本、伊拉克、土耳其、荷兰、英格兰和法兰西等各国工匠,只好使用金属线箍修补破瓷。18世纪有位见多识广的时髦巴黎客记载,诺曼底有种工匠,专门以兜售兔皮和“补瓷”为生。有张1770年左右的伦敦广告传单,便宣传着下列服务:“老莫瓷铺铆器好手,店址格雷学院区……独门手艺修补各式中国瓷……铆后保证完好如新。”

  各地人士都觉得瓷器如此令人爱不释手,甚至具有神奇功效,连打破的碎片也珍惜不已,有时还磨成粉末作为药用,或镶框悬挂作为装饰,或在宗教仪式上分发,或作为赌博用的幸运筹码,或贴于壁上为高塔、神坛、教堂和清真寺增色。偶尔甚至在战场派上用场:13世纪的中国士兵在竹制火药筒内装满碎瓷片和铁渣片,射向敌人。17世纪由海军转任海盗的不列颠传奇船长威廉•基德,也有个敌手曾命部下把中国瓷器碎片塞进炮管,轰向敌营,扯裂对方船帆。公元1665年洛斯托夫特一役,英国大破荷兰,后者损失了十七艘船,其中几艘原是和香料群岛(摩鹿加)以及中国进行贸易的商船。17世纪英国诗人德莱敦在《奇迹之年》诗中,描述这场发生在沙福克外海的遭遇战,顺便大开碎瓷用途的玩笑:

  成堆香料之间,一球坠下,

  看啊它们的气味立时飞扬,

  了对付他们的武器:

  有些被碎瓷击中、倒下,贵得要了命,

  有些被芬芳的碎渣刺中,

  香喷喷地死去。

  比起其他商品,瓷器还有一项特殊之处,就是造成了普世性的冲击。香料、丝绸,走的都是单向旅程,自东而西,最后在终点处被人消费使用:胡椒吃下肚,丝绸穿上身,终而磨损、褪色、消失。只有瓷器,不仅历时长在,还在文化相互影响上发挥了核心作用。取自中国瓷的中国艺术母题与图案,被远方社会接纳拥抱、重新组合、另加诠释,更常常遭到误解错译,成为其他商品诸如棉布、地毯或银器上面的装饰,然后再送回它们当初所来之处。另一方面,中国陶匠也经常改造异国图饰,用于自家产品,然后又由商人运送出口,使之归返几代以前这些图案的原产地。因此某一受到中国影响的纹饰版本,传到半个世界之外,被当地艺匠模仿,后者却浑然不知这项曾经给予中国灵感、而自己正在继而仿效的文化传统,其实始于自家祖先。再加上与他种媒材的关系,主要是纺织品、金属器皿、建筑装饰,共同组成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文化大循环:反复地联结、并合,再联结、再并合;瓷器在其中尤其占有中心要角地位。

  瓷器带来的文化冲击,可为世界史的书写提供极具启发性的题材,但始终未受探讨。17世纪后期以来,埋在层层堆积之中的破碎陶器,已成为考古学者不可缺少的讯息来源。然而有关物质文化、商品、消费的历史研究,却迟至近几十年方才开始。瓷器这个题目尤其不受历史学家青睐,相较之下倒也不足为奇。虽然有关瓷器的文献资料车载斗量,却都出现在史学研究者鲜少参考的出版品中,比方展览目录、拍卖行杂志、古董品月刊、博物馆文宣、专题论文、艺术期刊、陶瓷刊物、考古通讯等等。在历史研究这门学问里面,瓷器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,正如博物馆访客往往匆匆经过瓶瓶罐罐的展示柜,急忙奔去瞻仰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了解的知名画作与雕像一般。

  尽管多少世纪以来,瓷器在长距离商业活动中举足轻重,经济史学者对它却兴趣缺缺。真正提笔书写瓷器主题的人士,多属瓷器迷、鉴赏家、收藏者、博物馆研究人员,他们着重在瓷器的审美素质,而不是它的经济意涵。因此大规模的中国瓷器外销活动,不见深入、量化的探索,却充斥着数不尽的古文物式研究,单单只为辨识这些贸易瓷上所绘的18世纪不列颠纹章。当然,众瓷器专家的确也从更具意义的角度切入:比方纹饰图样、器物形制、特定器式、窑址窑群、考古发现以及知名收藏等。但这类研究尽管有其本身的价值和趣味,对于更大的历史观点考虑,尤其是经济面向,却鲜少着墨。

  艺术研究与经济研究之间,长久以来隔着巨大的屏障。艺术史家与经济史家在基本的工作方式上就有显著差异,举凡研究主题、数据来源、学术训练、研究方法和问题探讨等,皆有不同。然而,我们若把瓷器视为一项文化聚焦物、一个艺术与商业汇流的交会现象、一种在相当程度上将其制作者、购买者、欣赏者的风俗、信仰与心理等精神面向,化为具象并清晰流露的人造物品,那么其中可透露的信息就极大极广。瓷器一身三角,处于日常生活、商业和艺术的交集,同时是实用品、商品又是藏品。瓷器与社会行为、长途贸易和上流品味的关系异常密切,还提供我们一个独特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历史,照见瓷器本身之外的其他诸多议题。

  本书以瓷为纲,并由瓷器出发,审视人类历史的种种交缠互动。书中采取的观点,正如同荷兰静物画,亦如一首20世纪诗作所流露的角度——这个由人手所制的物品,为丰沛不羁的自然事物赋予了形状,也赋予了秩序:

  我把一只罐子放在田纳西,

  它体态浑圆,立于山丘。

  它使凌乱荒芜的野地

  环绕着那山丘。

  野地仰首向它,

  伏卧四周,不再野地。

  罐子浑圆耸立,

  巍峨威严。

  罐子统领全地。

  却灰而裸空。

  它不生鸟雀,亦不生灌树丛,

  完全不似,田纳西其他一切事物。

  ——《罐子本事》,美国现代派诗人华莱士•史蒂文斯

  不过,本书关注的面向,可说主要在那片“凌乱野地”而非罐子本身。也就是说,焦点是在瓷器所处的世界各地文化,却不是瓷器这项商品。本书不是中国瓷器史,遑论陶瓷史,更特意不作这方面的陈述。因此相关技术议题如黏土、釉药和烧窑等的描述,都保持在最低限度。全书师法16世纪意大利作者法皮克巴萨立下的模范先例,他在那套介绍意大利陶器制作的《陶艺三书》特别声明:书中不提太过专门的细节,“以免因非必要的事物造成困扰。”

  本书题旨虽然跨越一千年以上的历史,着墨最多处集中在近世初期,也就是公元1500年到1800年的三百年间。所有章节都从这段时期取材,因为相关的瓷器研究最为详尽。此外,研究中国瓷器对世界历史造成的文化影响,也必然会凸显近世初期的种种发展现象。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文明起源起,以迄哥伦布、达伽马的航行之前,最广泛最普遍的长期性文化互动,都是在一块超级大陆之上发生,也就是由欧亚非地峡连系而成的旧大陆板块,组成了所谓“寰宇”或“已知世界”(ecumene)——此字源自希腊文的“人居地区”(oikoumenē),也就是指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,一系列文明或广大区域的社会彼此接触、沟通,不论这些活动发生的频率多么偶然,或者性质多不稳定。

  一些旅行家曾经跨越那片广大的地理区域,最知名的莫过于意大利人马可•波罗和阿拉伯人白图泰。马可•波罗能从威尼斯一路抵达中国,要感谢蒙古征服者为丝路沿途提供了安全保障——这是由荒漠中一系列小道和绿洲串起的陆路交通网,连接了西方和东亚。白图泰从摩洛哥来到广州,则是取道穆斯林商人建立的海路——将西南亚和印度洋连于南中国海岸的贸易网络;再计入回程到西非的路途,总共耗费二十九年,十二万公里,他的足迹行遍了“寰宇”的绝大部分地区。

  接下来新世界的发现,以及绕经好望角前往印度航线的成功,将“寰宇”的范围推向全球规模。世界各地的人都开始身陷与日俱增的交换活动,包括商业、科技和智识。“寰宇”的范围转型扩大,其中一项影响的后果便是亚洲商品可在欧美两洲取得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,瓷器成为一项真正具有世界性身份的商品。所谓物质文化的“全球化现象”,其实始自哥伦布和达伽马的纪元,中国瓷器的纹饰、色彩和形制,则是全球化最早也最普遍的首场展示。曼努埃尔一世的宽口执壶与菲利普二世的香客瓶,即是其中极佳的具体说明。

  中国制产品具有公认的优越地位。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,也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。航入大洋的哥伦布携有一封西班牙王的国书,向中国的大汗以及印度各邦君主介绍这位来自西方的探险家。哥伦布奉《马可•波罗游记》为圭臬,特别画下重点标明书中的一段话——那位威尼斯商人保证:“无法估量的贸易”在中国等着西方人前去。公元1501年,卡布拉尔率领的第二批葡萄牙船队从印度洋远航归返里斯本,葡萄牙王曼努埃尔一世转告某位同行——另一位欧洲君主, “瓷器、麝香、琥珀和沉香”可自印度之东一处叫作Malchina的国度取得,Malchina衍自梵语,意指“大中国”。

  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,中国的经济都为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,它的货物不但供应本身巨大的国内市场,也外销韩国、日本、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各国。1500年以后,欧洲人获得直接进入亚洲市场的门径,中国商品——茶叶、丝织品、漆器家具、手绘壁饰、瓷器——连同印度棉与亚洲香料,都是西方最渴望获得的物品。为了支付货款,白银不断流向亚洲;及至17世纪,欧洲君主力图遏止白银外流,于是开始鼓吹仿制中国瓷及其他各式制品。

  1800年之后形势开始逆转,物质文明的全球化改由西方主导并快速开展。早在该世纪之交前,工业革命已经发动了几十年,种种时代尖端产业包括陶瓷业在内,发明了新的生产技术、规划出现代工厂组织的雏形。工业革命造成的全球化影响开始登场。在此同时,中国瓷器却开始一蹶不振,18世纪后期因不敌英国瓷器,尤其是知名陶瓷大亨玮致伍德的产品,使得中国瓷在国际市场上快速崩溃、一败涂地。

  虽然在陶瓷史本身的脉络之下,中国瓷器的没落显然值得注意,不过就更广大全面的人类物质文化史以及工业革命的全球冲击而言,中国瓷对世界史研究的最大价值,在于它反映了一项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化转型活动。放在长程的历史观照之中,最能清楚看见中国瓷器促成的递嬗转变。早在公元1000年之前,跨越远距的商业交换活动就已经将“寰宇”整合成一个今日历史学者所称的“世界体系”,也就是一系列交迭互动的多重经济体。一个极其复杂的交易网络,内容包括金银币、香料、宝石、金属、织品和陶瓷,将欧亚大陆的极大部分串连在一起。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关键枢纽,胜过其他任何地区,中国是带动这个世界体系运转的发动机。

  庞大的中国古代经济活动远及海外,遍布整个东南亚地区及印度洋国家,加剧了当地的贸易与开发活动。亚洲货品在地中海地区及阿尔卑斯山区以北扩张所引发的涟漪效应,甚至远在欧洲市场都可以感受得到。自公元第一个千年之交开始,中国就是世界经济的发电厂,因此自古以来即以“中”国自居,亦即世界的轴心。这个名字的确有几分经济上的正当性:以中国为中心,周边小国围绕,还有那些令人遗憾的夷狄之民,比方非洲人和欧洲人,遥远地领受中国分赐的福祉。

  然而,这一切优势、自信,却在1800年之后很快丧失殆尽,因为世界体系的重心移转到西北欧各国。亚当•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有句名言,点出了世界秩序此番大洗牌的关键前提:“美洲大陆的发现,以及经由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群岛航线的开发,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两大事件。”菲利普二世的疆域遍布全球,就是欧洲新地位的初步惊人展现。英国的史家康登因此提出警示,认为菲利普帝国的势力已对英国形成威胁,因为这位西班牙王“确实可以宣称:太阳始终照耀吾身!”不过进入17世纪,西葡大帝国开始裂解;然而正如孟德斯鸠在1748年的《法意》中指出,伊比利亚半岛势力的崩溃并不代表西方退出全球舞台:“欧洲一手包办了世界其他三大洲的商业与航运,正如同法兰西、英格兰、荷兰三国几乎包办了欧洲全部的航运与商业。”

  法、英、荷三国,以它们在欧洲占有的经济地位为基础,进一步建立遍布海外的势力。对它们来说,太阳真的永远照耀,直到20世纪后期方才落日。长久以来,最多只不过是欧亚大陆一处边陲成员的欧洲,却在近世初期开始崭露头角,攫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。它开拓了全球海运航线,在海外设立贸易据点,在南、北美洲植入欧式社会,将亚洲大部分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,塑造出新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,最终一手催生并主导了现代的诞生。

  这一场世界体系自东向西的革命性轴心转移,恰与中国瓷的国际生涯转变并行,而中国本身的命运也发生同步变化。达伽马航行之后,欧洲人狂热地从中国进口瓷器,透露了自从他们展读马可•波罗对中国的记事以来,西方对中国抱持的那份又慕又羡之心。17世纪之后,欧洲致力于仿制中国瓷器,也指向西方决心在经济上摆脱对中国的仰赖,并进而挑战后者的产业实力。最后终于在18世纪末完成了欧洲瓷业的商业胜利,一举将中国瓷器逐出国际市场。这项胜利,也预示了西方在现代世界将要获得的压倒性支配地位。因此从最广义的角度而言,我们可以说中国瓷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全面崩盘,正与中国在世界事务上划时代的衰退同步进行,也与西方势力上升、前进成为全球重心的时序相互对应,一切都是在1800年之前即已发动。

  诚然,至少就某些重要方面而言,西方独霸的现象也已是昨日之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,西方国家已经被迫放弃它们在海外的殖民地,同时也失去了对全球军事、政治事务发号施令的权势。在今日变化快速的世界体系里,更有迹象显示,中国将向西方的经济霸权提出挑战,甚至有可能重登宝座,取回它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的地位。然而东方与西方,不论哪一方胜出,或者哪一方都不会胜出,瓷器却已必然置身在这场新世纪的争霸战之外了。如果说,它已不再像过去多少世代那般令我们惊艳、令世人珍视,那也是因为它已不可逆转地成为全球皆有之物,世上几乎每个地方都在制作瓷器、都在使用瓷器。

  虽然中国瓷早已失去了独霸地位,中国景德镇却仍在继续运作,每年产制不下三亿件的瓷器。这个一度几乎包办了全世界瓷器生产的瓷都,如今大部分产品都只是没有特色的普通货色,不论是意大利、丹麦、智利或马来西亚的产品,都可与这些景德镇产品互替。但是景德镇毕竟没有忘记自己辉煌的过去,并顾及今日顾客群的购买意愿,因此另外也针对一些旧日的精品进行逼真的仿制,赚取可观的利润。那些旧日的夺目光华,曾在多少世纪之中,令世界为之着迷,令世人为之沉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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